认罪认罚从宽制度

　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，为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提供了更明确、更完善的制度保证。
　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不是凭空而生的，更不是移植而来的。早有细心的专家发现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，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用的是“完善”，而不是构建。
　　为什么用“完善”二字？回溯新中国刑事法治进程，坦白从宽政策不可绕过。
　　坦白从宽是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重要刑事政策。在实体法中，我国刑法相应规定了自首从宽制度，2011年刑法修正案（八）从实体法角度规定了坦白从宽。在程序法中，刑事诉讼法针对认罪案件规定了简易程序以及刑事和解程序。这些制度设计，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已被广泛接受。
　　2018年刑诉法修改后，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，并在诉讼程序和操作规范中作相应规定，形成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激励和程序保障，从程序法角度完善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教授指出，从制度定位讲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制度化和深化发展。四川大学教授龙宗智认为，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从宽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律后果的明晰和前置，将辩诉协商规范化、法制化，是将公正落到实处的手段。
　　适应刑事司法规律，发展的新成果
　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，是刑事司法规律的发展使然。
　　如果对中国刑事法治作一次纵向梳理，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，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转型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尤其是从刑事诉讼法的产生到历次修改，都充分体现了保障权利的因素。随着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、权利和参与程度的不断扩大，以公正司法、为民司法为共同价值目标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稳步推进，在诉讼中加强控辩审之间的协商与合作，逐渐成为刑事诉讼模式优化发展的客观需求。
　　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，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坐标。
　　对此，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樊崇义教授的论断更为精辟：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法典，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类型的历史性转型。这一转型是由司法规律决定的，其科学性、正当性、合理性是由历史发展的应然性、必然性形成的。
　　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4年，由华东政法大学赵林余教授领衔创立，是兼具法律研究与法实战特色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。拥有阵容强大的刑辩律师团队，坐拥浦西环球港5A甲级写字楼，办公环境一流，周边交通方便。申如刑辩团队不仅包括专业精湛、认真负责的十余名专职律师办案，还包括具有丰富庭审经验的退休刑事法官担任专职顾问。
　　申如律师精通刑事法律理论，熟悉刑事法律规范，了解司法机关内部办案流程，曾成功办理不予逮捕、免予起诉、取保候审、无罪释放、免予刑事处罚、缓刑、死刑改判等疑难复杂案件数百起，所涉罪名包括故意杀人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、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、走私、诈骗、盗窃、抢劫、敲诈勒索、组织卖淫、引诱介绍容留卖淫、非法经营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贪污贿赂、非法集资、毒品犯罪等几十种。
　　本所以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”为宗旨，竭心尽力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赢得了众多当事人的信任与称赞，在业内获得了良好口碑。